另外一方面，有一些基本权利，相对于其他基本权利，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比较法学界存在的法律移植之争，事实上是欠缺世界胸怀和人类境界使然。对于法学家们而言，这种文化全球化的具体内涵就是世界法律的一体化，用另外一个更鲜明的表达，即：法律全球化。

比较法学当然也首先关注民族国家自身的法律及其传统，但它并不将其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法律隔离。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一味强调民族国家法律或文化传统特色的做法不是比较法学的胸怀。因为以世界胸怀度之，所有文化都是人类文化或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人类社会组成的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必定也逃脱不了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所以，择优而从既是必然的规律，也是应然的理智。此外，另一德国比较法学家格罗斯菲尔德说："比较法学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就像逃离了监狱所而获得自由），刺激我们的思想，向我们提供新的论据，激发想象，告诉我们新的发展，冲破国土法学的区域，使法律科学再次成为世界的"。首先，比较法学必然以外国法为考察研究对象，因此比较法学不仅需要基本的特定法学领域的知识背景，而且还无一例外地需要被考察国家的语言知识，这是一种法律文化与另外一种法律文化对接和对话的前提条件。

可以说，是否了解外国和国际社会的法律，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未来国家利益。用法国比较法学家罗迪埃德的话说，比较法学的"目的是要在人的思潮与国家制度的关系中得出人的思想倾向，确立支配国家实在法制度的总规律及其思想倾向。刘连泰主张，公共利益是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两者是公共利益的形式面相和实质面相。

相反，公权力机关有时宽泛地解释基本权利的限制，挤压公民基本权利的空间。相对而言，可能与公民基本权利发生冲突，而且可能构成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理由的，是宪法第89条[23]和第107条[24]对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的规定。不过，如果后续发展表明立法者的判断有误，就应当进行调整。行政法院认为，军方的行为侵犯了记者的出版自由和平等权。

其次，《宪法》第89条和107条规定的行政工作，措辞极为抽象，具有开放性，覆盖了各个领域，如果将这些内容视为公共利益，那么，在行政工作与公民基本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行政机关总是能够提出相应的事业或者行政工作作为公共利益，以此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既然这两个条文属于国家机构领域内的规定，因此，就不应当将这些权限条款视为是宪法对公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规范。

【注释】 [1] 范进学：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期，第57-58页。以行政权对基本权利的可能侵犯为例，现行《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使得一些基本权利被侵犯的情况下，公民无法获得司法救济。具体而言，如果言论构成对他人的侮辱、诽谤，发表言论的公民无疑逾越了其应当遵守的边界。[11] 参见肖峋：修改国家赔偿法应做到‘与时俱进，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12页。

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构成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7]迄今为止，我国新闻立法滞后，没有为这项基本权利的行使，提供应有的保障。公民蒙冤入狱，每天丧失24小时自由，但只得到按照八小时工作制计算的赔偿数额。就平等权之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规范内容而言，并不要求立法者进行具体化。

首先，《宪法》第二章中，除了在一些基本权利条文中规定社会秩序、国家教育制度(《宪法》第36条第3款)，国家安全、追查刑事犯罪(《宪法》第40条)等具体的公共利益以外，还在基本义务条款中，规定了一系列公共利益，包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宪法》第52条)，国家秘密、公共财产、劳动纪律、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宪法》第53条)，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宪法》第54条)，保卫祖国、抵抗侵略(《宪法》第55条)，依法纳税(《宪法》第56条)。这就意味着，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的基本权利被侵犯的，公民无法提起行政诉讼。

[12] 参见谢立斌：自由权的保护义务，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4期，第100页以下。那么，在判断立法者是否充分履行了具体化义务的时候，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别考察其对某一项或者某一类基本权利的内容所作出的规定是否为公民行使权利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对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17]根据门中敬的看法，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中，只有符合公共目的的部分才属于公共利益。[17] 马岭：利益不是权利——从我国《宪法》第51条说起，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5期，第83页。此外，公共利益还包括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等。[22]就基本权利条款中直接规定的限制而言，这些规定都是非常严格的。例如，除了极少的例外，人都会说话，走路，说话和走路的行为分别属于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的客体。

因此，立法者不得随意规定什么是公共利益，而只能根据宪法来确定什么是公共利益。(三)小结 宪法上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公共利益，都对立法者有约束效力。

有一些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并不构成公共利益。国家对受害方基本权利的保护，不得逾越加害方基本权利对公权力所设定的限制。

[2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将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扩大解释为《宪法》第13条第3款所规定的公共利益。

首先，具有重大意义的基本权利，通常应当得到优先保护。需要注意的是，童之伟认为，如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长期不针对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进行立法，该项基本权利实际上就是空的。基本权利 一、引言 宪法实施首先就是基本权利实施，[1]立法者应当通过各种途径来保障公民得以真正享有基本权利。就言论自由而言，公民行使这项自由的行为，有时候得不到保护。

二是只能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进行。立法者对基本权利实施的保障，至少应当达到何种水平?与此同时，基本权利保障立法的水平，又受到哪些限制?下文分别对此进行探讨。

(二)立法者应当明确规定基本权利的限制，防止公权力进行扩大解释 基本权利所受到的限制，构成了基本权利内容的边界。由此可见，如果要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保障，必须明确规定基本权利具体受到何种限制，至少要能够防止公权力对其进行扩大解释，侵犯公民基本权利。

例如，就自由权被侵犯的情况而言，所适用的赔偿标准，仅仅是上一年度的日平均工资。[14]言论自由除了对个人的意义以外，对于保障公共领域的交流，也具有核心意义。

例如，《宪法》第36条禁止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的活动，实际上就把社会秩序规定为公共利益，作为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从立法史角度来看，立法者限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关于其他权利的法律很不健全，如果将侵犯其他基本权利的行为也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无法可依，难于审理。由此可见，立法者对基本权利所提供的保障，必须能够保证公民在最低限度上可以享有权利，否则基本权利条款就是一纸空文。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允许立法者从宽解释公共利益，并以此限制基本权利，那么，这将使得立法者可以自由决定公民是否能够享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基本权利。

其次，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高度依赖选举法律作出详细规定。最后，无救济则无权利，立法者必须构建相关制度，以便公民在其基本权利被侵犯的情况下能够寻求救济。

至于说是否构成了严重混乱，则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第37条保障的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即为了打击犯罪活动的需要，可以逮捕公民。

例如，在言论自由和人格尊严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很难准确界定两者之间的边界。相关立法的缺位，导致媒体的报道自由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有待以后改进。